Andrei Gorzo｜2022年8月6日
Graham Greene有时是极具政治性的作家（在《The Quiet American》中尤为明显，那是他写完《The End of the Affair》后的下一部重要作品），但在《The End of the Affair》里，基督教并没有任何政治维度。其中的天主教信仰带有一种异域色彩，更像是一种个人风格的体现，并以一种颇具英国气质的方式执着于性以及性的种种约束……与之相反，正如Tag Gallagher所指出的，Rossellini笔下的人物往往倾向于为自己的精神启示寻找社会出口："无论多么乖僻，他们总是将自己内心的觉悟付诸历史的公共领域。"
这篇文章将两部描绘现代圣人的虚构作品并置比较：Graham Greene的小说《The End of the Affair》与Roberto Rossellini的电影《Europe '51》。两部作品诞生于同一时代：Greene的小说始写于1948年底¹，于1951年出版；Rossellini则于1949年开始构思《Europe '51》，1951年完成拍摄²，1952年首映。两部作品都是Jacques Rancière在其关于Rossellini这部影片的精彩评论文章³中所描述的战后初期的缩影——那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叙事与关于人类处境及世界命运之追问盛行的年代"。那也是天主教在西方文化中蔚为时尚的年代。
"宗教在那一时期是Rossellini的真理之源，或许是唯一的真理之源，"Tag Gallagher在其关于这位意大利导演不可或缺的评传中写道。⁴ Rossellini 1950年的影片《Stromboli》（他与Ingrid Bergman的首次合作）被年轻的法国批评家Eric Rohmer誉为"一部伟大的天主教电影"；多年后，Rohmer还补充说，《Stromboli》也是他个人的大马士革之路，使他从存在主义中转向。⁵ 1950年同样也是Rossellini拍摄《The Flowers of St. Francis》的一年。他曾向Bergman描述《Europe '51》是另一个Saint Francis的故事："我要拍一个关于Saint Francis的故事，这次她就是你。"⁶
Rossellini还将他的女主人公描述为"Simone Weil的精神姐妹"。⁷ 1951年（《The End of the Affair》出版的同年），Graham Greene在为Weil的《Waiting on God》英译本（这是她在英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撰写的书评中，如此描述她："一位年轻的犹太哲学教师，1943年在流亡中去世，年仅三十四岁。自那以后，关于她的消息口耳相传，犹如战时某位地下领袖的传说……她迫切渴望与穷人共担劳苦，带着残败的身体在Renault工厂做工，而在安全的英格兰，她却自愿将口粮限制在她留在法国的那些人的水平。"⁸ Cristina Mazzoni在《Saint Hysteria: Neurosis, Mysticism, and Gender in European Culture》中对Weil的一生作了如下概括：她是"哲学家与宗教思想家、农场与工厂工人、神秘主义者、政治理论家与社会活动家，她在有生之年与天主教信仰的联结日益深厚（她出生于一个不守教规的犹太家庭），尽管她始终拒绝领受圣事……在一生的自我剥夺之后（其中大部分是她自己强加于自己的），她在英格兰病倒住院，拒绝进食，最终死于结核病与营养不良，验尸报告认定她是故意以绝食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⁹ 与Weil一样，Rossellini的女主人公（Ingrid Bergman饰）也渴望与产业无产阶级共担命运，导演将Weil一整年的工厂经历浓缩进了一天之中。而这不过是Rossellini诸多借鉴中最为显著的一处：正如Martin Scorsese所言，Rossellini将"Simone Weil短暂而激烈的一生作为某种参照"，来"探讨现代圣洁的问题"。¹⁰
尽管Graham Greene作为一位多产的小说家已笔耕了二十余年，但在那时，他凭借自己对相关议题的探索才刚刚成为时代的风潮——即Mario Vargas Llosa所说的（见他为《The End of the Affair》西班牙语版所作的后记）"在现代世界身为天主教徒的戏剧性处境"。¹¹（Scorsese多年来一直试图将Greene 1948年的小说《The Heart of the Matter》——Greene那几部天主教畅销大作中的第一部——搬上银幕，并非偶然。¹²）据Greene的传记作者记载，这位英国作家曾与Rossellini和Ingrid Bergman会面¹³；谈话的内容没有留存记录，但Bergman的传记作者David Smit写道，Greene"认为她很适合出演《The End of the Affair》的电影版"，饰演那位或许成了圣人的通奸者。¹⁴ 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在1955年上映的好莱坞改编版中，饰演Sarah Miles的是Deborah Kerr，导演是Edward Dmytryk。1950年代中期，Greene与Rossellini夫妇分别参与了两部关于Joan of Arc的银幕诠释：Rossellini与Bergman合作将Paul Claudel和Arthur Honegger的清唱剧《Joan of Arc at the Stake》搬上银幕，于1954年上映（同年这对夫妇还拍摄了他们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Fear》）；而根据George Bernard Shaw的话剧改编、由Otto Preminger执导、Graham Greene编剧的好莱坞版《Saint Joan》则于1957年问世。
Greene的《The End of the Affair》是一个中产阶级通奸故事，逐渐演变为一个宗教自我苦修的故事。叙述者是一位中年伦敦小说家Maurice Bendrix，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的一段恋情（与一位高级公务员的妻子）及其后续。这是一个节奏明快、时间线交错的叙事，以其"叙述齿轮从小说'当下'的某一时刻流畅滑入'过去'的某一时刻"而备受称誉。¹⁵ 心怀怨忿的Bendrix写于1949年。他选择以1946年的一个事件作为开篇——他雇了一名侦探去监视前恋人Sarah Miles，那时距Sarah突然终结他们的关系已过去两年。恋情本身发生于1939年至1944年之间。他流畅的时间跳转使叙述者得以长时间隐瞒一个信息：当他在书写Sarah时，她其实已经去世，也隐瞒了她当年离开他的真正原因。叙事的转折点在于他（借助那名私家侦探）偷到了她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一股可怕的外在力量如何闯入她原本毫无愧疚的爱情生活。那股力量，便是宗教。
通过阅读Sarah的日记，Bendrix发现：尽管她与他一样是无神论者，她还是为了践行与上帝的一个约定而放弃了他。那个约定是在某个德军轰炸的夜晚许下的——一扇沉重的门压倒了Bendrix，Sarah看到他那似乎已然死去的身体压在门下，被迷信般的恐惧所击倒，发誓如果他能活过来，她就与他断绝往来。Bendrix从门下爬了起来。Sarah没有将这个誓言当作一时的歇斯底里而置之不理，而是信守了它。日记的余下部分记录了她在这场情欲自戕之后内心痉挛般的痛苦。她试图另觅新欢，以此蔑视那股她曾为之牺牲Bendrix却连其存在都不信的可怕力量；但这禁令一旦遭到挑战，便显得愈发严肃，而她的反抗行为也令她毫无乐趣可言。她渴望被人说服摆脱这个约定，渴望有理性的论据告诉她，向一个并不存在的神明许下的承诺根本不算数，不过是歇斯底里的受虐狂。于是她开始去见一位理性主义的传教士；但这种抵抗只是使被抵抗之物愈加真实。不久之后，她买了一个十字架。
这是一个鬼鬼祟祟的举动，伴随着一种羞耻感。正如Mary McCarthy在1950年代所写的，Graham Greene笔下的宗教具有一种"单调的走私品气质"¹⁶；有点像被秘密贩运的色情读物。Flannery O'Connor则以更为同情的口吻评论道，他试图"通过将宗教写得潦倒落魄，来使它在现代不信仰者眼中变得体面"。¹⁷ 无论如何，Graham Greene小说的基本教义是，用Slavoj Žižek的话说，"宗教信仰非但不是抚慰人心的慰藉，反而是最难以接受的创伤之物"。¹⁸《The End of the Affair》中弥漫着一种将宗教视为某种可怕力量的感受——它撕裂你，将你所爱的人从你身边撕走，将你困住，将你伏击，与你玩弄游戏。
正如Michael Gorra所写，Sarah放弃她的情人，"仿佛在她心中凿穿了一个洞，这个洞先是被上帝所定义，而后又被上帝所填满"。¹⁹ 这与Simone Weil的坚持不谋而合——"恩典填补空虚之处，但它只能进入那些有空间接纳它的地方"²⁰——也与小说的题词相互呼应，题词来自法国天主教作家Léon Bloy："人心有些地方尚未存在，苦难进入其中，方使其得以存在。"《The End of the Affair》在1951年之所以引发轰动，在于它暗示两种爱——情欲的、通奸的，以及神圣的——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用Gorra的话说，Sarah是被"性本身引向了信仰"。²¹ 其中的性爱描写对于1951年而言相当直白，虽并不露骨，而宗教本身也极具肉身性——Sarah对天主教圣像的粗粝物质性感到厌恶，但同时她又不得不承认，她无法爱上一团虚气。Bendrix偷走了Sarah写给上帝的一张热情洋溢的字条，起初以为她是在向一个新情人倾诉；Greene关于爱与信仰的论述正是建立在这种模糊性之上，建立在这种潜在的荒诞误认之上。情欲的激情与苦难同样使Bendrix偏离自我中心，扰乱他的日常，将他带离自身，也为他自己卷入上帝的事务埋下伏笔。这种卷入极为勉强——最初以一种执念的形式出现：他坚持要将Sarah火化而非土葬。但就像Sarah在他之前一样，他也在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抗争：他越是怨恨宗教夺走了他的爱人（"我想要能够说，你来复活那具身体试试看"），他就越是使它变得真实。小说的主题之一便是：爱可以从仇恨中生长出来，正如信仰可以从性的激情中生长出来。到了小说的结尾，Bendrix无神论式的愤懑之辞已听来像是反向的布道。人们很难不感到，为了将无神论者Bendrix逼入绝境，Greene滥用了他作为小说家的操控权力：最终揭晓的是，Sarah在临死前曾考虑皈依天主教；还揭晓了她孩提时便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过洗礼；更有暗示称她或许在死后显灵（某人脸颊上的胎记消失了，等等），以恩典触碰了那些曾与她相识之人的生命。小说家如此轻易地变出这一切"证据"来对付他那饱受围攻的无神论主角——后者那些"不过是巧合"的抗辩只能越来越苍白无力——未免显得太过方便；Greene自己也意识到，小说最后部分他耍了手段。尽管如此，Sarah那狂热的情欲宗教式情节剧——包括在雨中行走直至染病而死——已被证明对读者具有持久的诱惑力，更因英国战时与战后的阴沉底色（一个充斥着配给制度、废墟、似乎绵绵不绝的雨水转为雨夹雪的世界）而愈加动人，并由极具自我意识的Bendrix娓娓道来——他几乎与犯下种种冷漠无情之事同样迅速地剖析着自己的这些过失。
Sarah行为的背后有一重潜台词，Greene本人对此知晓几分，难以判断：那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反叛——一个被抚养成持家、做重要人物之妻的女人。正如Gorra所言，宗教使她得以"制定自己的律法"，锻造一种属于自己的道德身份，既逃脱了她作为女性所被分配的传统社会功能（公务员之妻），也逃脱了逾越这一功能的传统方式（通奸）。这是一种反应——若你愿意，可以称之为病态的——反抗着那个分配给她的逼仄社会空间，那个剥夺了她追求志业之可能的空间。这是一条通向别处的出口。这一视角在文本中没有被明确承认，但Greene后来的一出剧作《The Complaisant Lover》（1959年）表明他对此有所意识。剧中丈夫对情人说："你和我都有自己的工作。而她除了家庭琐事之外没有任何工作。孩子、仆人、饭食——这不是真正的志业。"²²
Sarah与信仰抗争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高度的自我封闭性：她从未发展出更为社会性的维度——她从未考虑过以某种方式委身于一个更广大的共同体，将她的悲悯投注于她的丈夫和那个脸上有胎记的理性主义传教士之外其他孤苦无依的人。她为自己病态的自我专注而鞭打自己（她写道："我真希望能知道一个不只是我、我、我的祈祷。帮帮我。让我快乐一些。让我快些死去。"），但在日记中，她几乎没有关于其他事物的思考。她与Bendrix秘密恋情的快感之一，曾在于以一种社会不负责任的态度欢迎纳粹轰炸，因为轰炸制造了幽会的机会。然而宗教闯入之后，社会继续无足轻重——无论是在Sarah的日记里，还是在涵括这份日记的这部执念之作中，皆是如此。Graham Greene有时是极具政治性的作家（在《The Quiet American》中尤为明显，那是他写完《The End of the Affair》后的下一部重要作品），但在这里，基督教并没有任何政治维度。《The End of the Affair》中的天主教带有一种异域色彩，更像是一种个人风格的体现，并以一种颇具英国气质的方式执着于性以及性的种种约束。
与之相反，正如Tag Gallagher所指出的，Rossellini笔下的人物往往倾向于为自己的精神启示寻找社会出口："无论多么乖僻，他们总是将自己内心的觉悟付诸历史的公共领域。"²³ 《Europe '51》从一开始便将观者投入一个充斥着交通罢工、年迈夫妇谈论社会良知之重要性的世界。起初，Ingrid Bergman所饰演的Irene Girard似乎恰恰缺乏这种良知：身为战后意大利的富有美国人，美国最大跨国公司之一罗马代表的妻子（Alexander Knox饰），她最初是轻浮的、心满意足地空洞着，对自己十岁的儿子Michel（Sandro Franchina饰）漠然忽视。当餐桌上的谈话转向政治时——而只要她丈夫的表兄、共产主义记者Andrea（Ettore Giannini饰）在座，这便是必然的走向——她便显得坐立难安。
然而，终结这场晚宴的，是被忽视的Michel从楼梯上的跌落——或许并非意外。他在被注射镇静剂后不久便在医院离世。死因：一处未被发现的血栓。始终陪伴在Irene身边的Andrea将这一切归咎于"这个容许如此多可怕事情发生的社会"，并将沮丧的Michel描述为"一个对这个世界的最初印象是恐惧、轰炸与死亡的男孩"。但Andrea的话（听来略显自得，像是现成的套话）无法阻止Irene感到可怕的自责（我们知道，Rossellini本人在失去一个九岁的儿子之后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尽管如此，Andrea对她还是有用的：Irene试图通过"走向人民"、投身慈善工作来度过悲痛，而他充当了她的向导。
Irene异乎寻常的旅程，从她搭乘的那辆开往贫民窟的公共汽车开始——开往"另一边"——从她对穷人的发现开始：罗马郊区十二人挤一屋的住所，孩子们踩着旱冰鞋穿行于城市废墟之间，而一具尸体正从附近的河中被打捞上来。这部影片中的穷人带有些许舞台化的色彩——那个突然引吭高歌的年轻人，隔壁奄奄一息的肺病妓女，与Irene结为朋友的乐观的六孩之母（Giulietta Masina饰）——但这一段落依然极为精彩。有一个著名的镜头：Bergman，发丝在风中飘扬，神情迷失，她的高挑身形，正如Jacques Rancière所言，"愈发凸显出她外套剪裁的优雅与步态的矜贵"；与《Stromboli》中一样，Rossellini将她置于一个典型的新现实主义环境之中，从由此产生的对比中汲取素材，将"就是Bergman在那里"这一事实——她的异乡人气质，她那既迷人又充满丑闻联想的光环——发挥到极致：Bergman，身处"罗马穷人如今栖居的那些簇新却已然残破的楼房"之间，身处"河边荒地，流浪儿童嬉戏其中"。²⁴
在那个阶段，Irene不过是苦难的旅行者。真正的震撼随后降临——她在工厂度过的那一天，代替她结交的那位六孩之母顶班（是Andrea为她找到这份工厂工作的），哪怕只是暂时地，与工人们共担处境。然而这段工厂经历并没有如Andrea所明显期望的那样，将Irene的转变从个人化的慈善引向政治行动主义，而是引发了Rancière所称的她决定性的"侧身而行，第一次偏离"。一旦她被触动而意识到社会苦难的存在，Andrea便邀请她去追问事物背后的根源，然而Irene的突破点，用Rancière的话说，"来自她向侧面的凝视，而非向后的追索"。她发现的是，正如她对Andrea所说的，"劳动是一种牢狱判决"。Andrea反驳道，她所看到的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情形将会不同。但斯大林主义式的劳动崇拜，与任何其他对体力劳动的美化一样，在她看来突然变得可憎至极。至少这是意大利语版本中Irene与Andrea所争论的内容。在英语版本中（我们得以听到Ingrid Bergman本人的声音），Irene与Andrea的共产主义之间被划出了更为明确的界限：她拒绝阶级仇恨，虽然承认Andrea打开了她的眼界，却强调他是在撇开自己的那套理念才做到这一点的。在意大利语版本中，两人的争论并不涉及阶级仇恨：Irene反对的是将劳动神圣化，但她并不否认Andrea所期许的那种社会或许可以更公正、更少苦难。在英语版本的其他段落中，对共产主义的指涉也被处理得更为迂回，以便影片在1950年代初极度反共的氛围中更易为美国观众接受。
Rossellini在创作这部存在主义情节剧时（一如既往地快速而廉价），正处于一个他越来越感到被迫在市场上现有的诸种"主义"之间择一而从的时代：Gallagher引用了他愤懑的话："被人逼着要给市场上三四种教条中的哪一种宣誓效忠。如果你不用对的字眼，你就完了。"²⁵（Graham Greene《The Quiet American》中某个角色对"各种主义与各种权制"的爆发式抨击，传递着同样的冷战幽闭恐惧感。）被归功于Rossellini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Gallagher的描述中，曾是"一种构建新文化——新现实的承诺。超越任何党派或信仰，同时受到基督与葛兰西的启发，其首要价值是博爱与开放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新现实主义的优先关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界定着许多电影人，新现实主义本身在冷战于1948年开始之后便已死去……对于意大利左派中的许多人来说，新现实主义被等同于一种政治议程。左派最终宣称了对它的所有权。而左派越来越认为Rossellini是'内卷的'与无关宏旨的，是私密的而非公共的。"²⁶ 《Europe '51》中Irene旅程所走向的方向，被视为对社会议题的明显逃避。
Irene最终不再回家（丈夫与母亲在家中为她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来往忧心忡忡："你知道他们在美国把共产主义者都抓起来了吗？"她母亲在意大利语版本中如是问道），搬去与肺病缠身、奄奄一息的妓女Ines（Teresa Pellati饰）同住。她在Ines的床边一守便是十天。当她终于叩响邻居的门，前去通报Ines的死讯时，她走入了另一幕情节剧——邻居的儿子抢劫银行并杀了人，此刻正将枪口对准父母的鼻子。Irene镇定地，以一种对她而言全新的权威语气，告诉他去自首。叙事仓皇地掠过这些情节，既无多少铺垫，也无多少展开：Ines这个人物不过被用作她本来就是的老套情节剧道具，而银行抢劫案也以颇为笨拙的方式（通过街头叫卖报纸的报童之口）在它对我们的故事变得相关之前一刻方才被提及。这是一部以奇特的方式将具体性与抽象性融为一体的影片（配音，当然，在使一切抽象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了阻止丑闻见诸报端，Irene的家人将她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她被医生、神父与法官反复测试和审问。其中一个问题是，她是否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否打算加入某个宗教团体。（在英语版本中，关于是否是共产主义者的部分被委婉化处理，仅被问及是否属于某个政治党派。）如果他们能将她归入某个现成的既有类别——哪怕是激进分子、危险人物、积极威胁现状者的类别——她将变得不那么令人不安；她将被收编，被赋予意义。但Irene在宗教与政治上的立场始终关键性地模糊不清。（这与《The End of the Affair》中的情形恰恰相反，那里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加入一个具体的教会——甚至有暗示说，天主教的上帝早在Sarah孩提时受洗的那一刻便已盯上了她。）Irene只是谈到渴望将自己与所有其他人绑在一起，共担他们的悲欢，随时为任何需要她的人守候在侧。（当精神病院里一位同伴试图自杀时，Irene便守候在她身旁。）与当时的Rossellini本人一样，Irene正在逃离预制的解释框架。Tag Gallagher记述道，Rossellini从诸多方向汲取素材来构建故事与剧本：他的灵感来源包括Alba de Céspedes的一部"女性主义抗议小说"《Quaderno proibito》（1952年），这部小说"被写成一个女人不敢拥有日记的日记"，而在不同阶段参与《Europe '51》创作或为之提供咨询意见的众多作者中，包括多米尼加神父Felix Morlion以及共产主义者Jean-Paul Le Chanois、Antonello Trombadori和Massimo Mida。²⁷ 仿佛Rossellini想要检验一切可能套在Irene行动之上的阐释框架，然后再尝试从它们中间挣脱出来。这正是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寻找侧路并取道其上的含义："在侧面看到某种东西，继续朝着自己的步伐——而不是他人的步伐——所指引的方向走去。"Irene成为了相对于一切体系的偏离者。而Rossellini，通过充分运用Ingrid Bergman这一人物形象所蕴含的相互矛盾的多重含义²⁸——自然的、光芒四射的精神性的、令人家宅不宁的丑闻性的，以及心理脆弱的（《Europe '51》并非她银幕上第一次被人试图关进精神病院）——完成了他那对当代圣洁作为馈赠空气般的偏离的孤注一掷的个人诠释。
注释
- Richard Greene，《Russian Roulette: The Life and Times of Graham Greene》，Little, Brown，2020年，第197页。
- Tag Gallagher，《The Adventures of Roberto Rossellini》，Da Capo Press，1998年，2006年修订版（作者以PDF形式发布），第467—471页。
- Jacques Rancière，"A Child Kills Himself"，收入《Short Voyages to the Land of the People》，James B. Swenson译，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年。该文可在线阅读，网址：https://www.diagonalthoughts.com/?p=1554，查阅日期：2022年7月10日。
- Gallagher，《Adventures》，第414页。
- Gallagher，《Adventures》，第448页。
- Gallagher，《Adventures》，第448页。
- Amédée Ayfre，《Conversion aux images?》，Éditions du Cerf，1964年，第66页。
- Graham Greene，"Simone Weil"，收入《Collected Essays》，Penguin Books，1970年，第279—282页。
- Cristina Mazzoni，《Saint Hysteria: Neurosis, Mysticism, and Gender in European Cul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年，第205—206页。
- Martin Scorsese，"Europa '51"，收入Maria Lea Bandy与Antonio Monda编，《The Hidden God: Film and Faith》，The Museum of Modern Art，2003年，第75—77页。
- Mario Vargas Llosa，"Milagros en el siglo XX. El fin de la aventura de Graham Greene"，收入Graham Greene，《El final del affaire》，Eduardo Jordá西班牙文译，Titivillus，2020年，电子书，第514页。
- Adam Dawtrey、Michael Fleming，"Heart Beats for Greene"，《Variety》，2004年1月22日，https://variety.com/2004/scene/markets-festivals/heart-beats-for-greene-1117898948/，查阅日期：2022年7月10日。
- Richard Greene，《Russian Roulette》，第233页。
- David Smit，《Ingrid Bergman: The Life, Career and Public Image》，McFarland & Company，2012年，第89页。
- Michael Gorra，"On The End of the Affair"，《Southwest Review》，第89卷，第1期（2004年），第113页。
- Mary McCarthy，"Sheep in Wolves' Clothing"，《Partisan Review》，XXIV，1957年，第274页。
- Flannery O'Connor，《The Habit of Being: Letters of Flannery O'Connor》，Sally Fitzgerald编，Farrar Straus Giroux，1979年，第201页。
- Slavoj Žižek，《On Belief》，Routledge，2001年，第85—86页。
- Gorra，"On The End of the Affair"，第122页。
- 引自Gallagher，《Adventures》，第414页。
- Gorra，第110页。
- 《The Collected Plays of Graham Greene》，Penguin Books，1985年，第204页。
- Gallagher，《Adventures》，第349—350页。
- Rancière，"A Child Kills Himself"。
- Gallagher，《Adventures》，第466页。
- Gallagher，《Adventures》，第333—337页。
- Gallagher，第466—468页。
- 这一主题有Robin Wood在《Hitchcock's Films Revisited》中一篇精彩的分析，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年，第310—321页。
https://brightlightsfilm.com/two-perspectives-on-sainthood-in-1951-roberto-rossellinis-europe-51-and-graham-greenes-the-end-of-the-affair/
含AI生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