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与一位女性有关生育的访谈中，她说她曾有力地向上一辈树立起自己的边界，告诉他们“不要插手孩子的事情”。我想，这是新一代女性「反抗」的姿态。
而回望50年前，就有那么一群女性在试图去发声、去反抗，进行妇女运动。
让女人真正做回女人，而不是随意被社会男性所幻想的「虚假」形象，也不是男性专有的“镜子”——经由女性「投射」出三倍大的男性自我。她们是自己，可以拥有纯粹的女性友谊，无需嫉妒；她们也可以太有攻击性，她们反叛、难缠、自成政治。而这没有什么不好，或者「理应如此」。她们是荧幕中的《让娜•迪尔曼》，也是荧幕外的导演香特尔与演员德菲因。她们是呼吁新一代女性发声、也身体力行的波伏瓦，也是法国新浪潮“唯一”的女导演瓦尔达与纪录片导演卡罗尔。与此同时，她们也是无数个被“美丽噤声”的女性演员，也是无数个举起旗帜、振臂高呼“男人无法让我们后退”的反抗女性。纪录片《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正是将不同场域、不同程度的女性运动折叠起来，展示给我们——这段「不应被忘却」的集体记忆——女性上街游行，有人入狱、被强制喂食，也有人在抗争中sǐ去。女性抗争的历史被隐匿了，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才拍出《妇女参政论者》（2015），以纪念为争取选举权而不懈斗争的岁月，与伟大的女性倡导者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历史是被书写下来的，但有关「女性」的历史是不是总是慢了半拍。我们总在沉沦中惊醒、在迷茫中挣扎、在黑暗中冲破社会的枷锁。本可以是笼中鸟一样被精心呵护的女人，可我们又深知被压抑、被束缚、被随意涂抹。女性时常被布下了太多「圈套」，看似符合社会的“期待”，理所应当。「母親」的神化，以取消她们的自我意识；「chāng妓」的厌恶，以剥夺她们的身体权力。这两种迥异的形象，无疑都是他者化。而在这样分明的态度里，边界又是如此隐形，女性极易滑入到二者的轨道之中，然后万劫不复…我知道，试图挣脱社会陷阱的过程太艰难，女性需要付出「成倍」的决心和努力。但就像卡罗尔买下当时法国唯二的摄影机一样（另一台被戈达尔买去），我们要的是行动，不是空话。我们必须自己书写、自己记录、自己创造，真正的女人——我们自己。
